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編著《正義的陰影：對台灣司法最深沉的控訴》一書探討以刑求自白或他白判處死刑的爭議案件，章節如下：

無罪的罪人────蘇炳坤案。
喚不回的青春───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案。
小警察的輓歌───盧正案。
投向不歸路？───徐自強案。
生死一線間────張方田案。

看完會覺得台灣過往草率粗糙的立法行政司法很可怕，法官隨口問問警察就否決掉被告的生機，或許「哪個被告不說自己遭到刑求」是真的，但刑求有四種可能：

一、嫌疑人有做，因害怕或受不了皮肉之苦而承認。
二、嫌疑人有做，就算被刑求仍堅持不吐實。
三、嫌疑人無辜，卻被屈打成招，白的被說成黑的。
四、嫌疑人無辜，堅持自己的清白卻賠掉人生。

不知道第一種情況比例佔多少，但被屈打成招事後另抓到真兇者，如以死證明清白之王迎先案，法院不調查甚至排除對被告有利證據，依證明力不足逕行判被告死刑者，蘇建和案、盧正案（已執行槍決）、徐自強案、張方田案，不斷被爆出程序瑕疵的案件中，看到的不是司法的自省，而是草菅人命、死不認錯、極力掩飾的惡劣態度，讓人很心寒。

現在才知道原來自己曾經活在那麼可怕的時代，經濟剛起飛的台灣，卻不給予人民太多保障，就像書中蔡崇隆先生對盧正案的評論：

就我的觀察，在台灣，要變成一個嫌疑犯（或被告）並不困難。如果你出身中下階層、口才不佳、不諳法律、教育程度不高、輟學或失業、有負債、有前科、與被害人或其他嫌犯有某種關連、不願（或不敢）觀看死者照片、測謊又沒通過，那麼『入選』的機會就很大。尤其當案情陷於膠著，幾乎找不到證據，而你剛好具備上述一項或多項條件，被警察以為可疑，不幸又在巨大壓力下做出自白，你就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。

看著這些案件感到很悲哀，看著那些為家人奔波救濟卻積勞而死，卻得不到平反，或雖得平反卻沒人願意承認犯錯、沒人受到處罰、國家不給賠償……真想問問那些刑求的警察會不會良心不安，真想問問那些照抄前審、敷衍亂判的法官會不會心虛，生命與自由權聽說是最重要的人權，卻是那麼被輕賤。

慶幸活在司法改革已有部份成果的現在，律師在場權、緘默權、錄音錄影等，都是踏過無數屍體而求得的，雖實務執行狀況仍值得懷疑，至少比過去更能保護自己。

書中並提到，連注重人權與程序正義的美國，死刑冤案比例仍為七比一，七架飛機就會摔一架的危險高機率，更別說台灣誤判的比例……其實美國同樣踩著許多屍體，階級與種族歧視在共犯「認罪協商」制度下逼迫著社經地位、教育程度低落的平民，不管哪裡都一樣，無罪為什麼會被說有罪？因為他們好欺負、因為這樣比較輕鬆。

（死刑 + 無罪）/ 2 = 無期徒刑

法官不知道你到底是無罪或死刑，為了討好雙方，判個無期徒刑，挺可笑也挺悲哀，原來人的一生能被另一人那麼簡單地除以二，還連帶毀掉餘數的家庭。

當制度或執行者出問題，被夾死在中間的還是人民，最可怕的是多數人選擇不看不問也不聽，置身事外的心態讓一切更糟糕，好難呢，種種的社會問題，只能從自身做起。